吴林寿：贴身肉搏
受访：吴林寿
采访及编辑：陈李虹、陈颖
摄影：吴嗣铭
文章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DOyFAnOWspJJhA0E30oVfw
从深圳驱车到达吴阳镇有四百多公里的路程，吴林寿的车速之快，一如湛江人的随性和生猛。下了高速路便看到两边成片的田地和月饼之乡的广告牌，我们先后逛了父母之家（吴林寿为父母新建的房子）和即将完工的吴阳镇文化站，他笑称：常有朋友说文化站就像放大版的父母之家。而除了带有南方特质的大坡顶和红砖墙外，他确实在其中延续了人神共居的空间实验。
站在文化站二层的架空层，站内的空间对外连通，十分顺畅地带出一种呼吸感，这种顺畅似乎也不仅仅来自大面积的公共空间，同时也藏于脚下的洗米石板以及周遭的铁质围栏和墙面材料中，与周边街道遥相呼应。建筑中携带着的当地民居特质，让我在之后的小镇游荡中时常暗想：原来如此……而在吴林寿的表述里，庙宇的意象与映射则是对乡村公共聚集地的援引。对于建筑师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行为与建制背后的精神逻辑，这在父母之家对传统三间两廊的取舍中便可见一斑。
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吴林寿所做的可能远远不止回家建房这么简单，从父母之家到触发一系列地方工作的发生，其甚至延展了文化更新的可能性，与本地的民间文化爱好者一起试图做点什么，自发且不做过多预设地行动。这种自下而上的生命力吸引着我们，同样让人意外的，是糅合在建筑中的地方信仰与家庭关系间的平衡和关切。但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以及有着留学经历的人，吴林寿与家乡的关系似乎又带有一丝抽离的清醒，而不陷于民间传统和历史的厚重中。在个人身份与所处地域的流转中，找到自身的立足之地。
在即将施工完成的吴阳文化站里，能见到吴林寿与领导、工人的不断交涉，作为本地人的责任与实干精神，使其在访谈中也时常提到：没有过大的抱负，但也许哪天真能整出个好玩的事情来呢？
以下为吴林寿的口述，发表前经由受访人审校。
我们早期所做的方案是基于自身受到的教育，大多适用于别墅或者居住空间，是带有功能主义和建筑师趣味的设计。比如把一栋大的房子改建成几栋小别墅，按道理也会挺舒适、漂亮。但潜意识里就觉得不太对劲，感觉跟我们当地的生活不太契合，更像大家所描述的现代人生活方式的一种空间体现。后来就很认真地做了调研和思考，发觉传统民居的住宿条件和农村里面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以往别墅的居住模式有很大不同，以此为基础，后来就考虑了很多关于信仰跟居住结合而引发的新的空间类型。
吴阳镇的民居中存在一种被称为“明厅”的空间，厅跟天井结合在一起，具有祭拜和会客等多种使用方式，非常复合也未被功能定义的一种空间形态。这可能是粤西或者广东农村民居都有的人神共居的一种空间形态，它的公共性是其中比较核心的体现。传统民居跟祠堂、庙宇的制式比较相似，它们的区别在于是人居住的空间、先祖居住的空间，抑或是神明居住的空间，但它们同时体现了一种公共性。
建筑学上所说的公共性更大层面上是指代一种群众的聚集，例如在自建房的空间中，整个家族会聚集起来参与一些事情，类似明年的农耕计划或者逢年过节全家族人在明厅里庆祝，这是家的公共空间。而庙宇则通过祭拜来把整个村子或者宗族的力量凝聚在一起，但平时也会作为日常生活聚集的地方，在那里打牌、聊天。这其实是公共性非常强的地方，只不过是室内化了。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广场，没有所谓的街道，传统意义上真正的公共空间反而是在客厅、庙宇或者菜市场里面，而非广场。所以我做了一个小实验，试图把人神共居的公共性呈现出来。
后来吴阳文化站的设计跟父母之家的内核就很相似，只不过我希望它是一个庙宇的投射，一切都可以发生在这里，能为镇里的居民提供更多的活动场所，能够将大家凝聚在一起从而产生新的可能性。而文化站内的展品就像林氏大宗祠堂里所挂的状元和进士牌匾一样，彰显先祖在这片土地上的辉煌历史，让当地的居民重建对地方的自信。
这是从建筑学的功能主义到民间智慧的功能主义的转化，观察下来就会觉得，这反而不会太违背父母的行为习惯，因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个新空间，都会回到一种集体的惯常生活，一旦我们处在一个新的空间里去要求使用者学习如何使用空间的时候，人都会天生地抗拒这个事情，从而产生很大的焦虑和障碍。所以如何让未来使用空间的人花最少的学习成本来适应这个空间？那就试图创造一个似曾相识的空间体验。
从建筑设计的角度上看，我认为这是一个事关伦理的问题，也是最近比较有感触的。平滑的过渡其实是对使用者的尊重，而不是带来一个天外飞仙式的新的生活方式。从空间上来说这是一种尊重，而不是用土地改革一刀切般很激烈的态度来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一种宣言式的、我来了的意味。因为父母慢慢老去，我希望为他们做点事情，例如把地面全部铺平来避免未来他们因腿脚不便而摔跤。
其中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小冲突，对我来说是个警醒并且很有意义。例如厨房的设计，如果从建筑师的角度考虑，餐厅跟厨房在一起是最好的，那样我们做完饭就可以吃，可以很快速地达到用餐的目的。但是我妈对吃饭的空间就会有一种强烈的要求，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要把桌子摆到厅里面去吃，她的朴素观念是：如果我们在厨房里面吃饭，只缩在那一块你就只能赚周边的钱，但如果我们把桌子搬到明厅，在那吃饭，你做生意就可以赚全世界的钱。
这是一种潜意识的心理暗示，她的出发点是风水，但我后来想想，这种行为和心理还挺有意思，因为明厅的开阔可以把一个家庭的人丁兴旺和丰盛的食物快速彰显出去。农村里面总是恨不得告诉所有人我今天吃得很好、过得很好、家里有很多人，这是一种荣誉。所以家族空间里会发生各种象征性的行为，包括传统的雕梁画栋，把所有精美的东西都呈现在这个厅中，彰显一个家庭的财富和地位，将我们好的、值得骄傲的一面呈现出去，这是公共的而非纯粹意义上的私密空间。后来把桌子搬到明厅时，我也感受到了那种空间的舒适，所以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所谓的功能主义，如果换个思维就会发现，大家对空间的理解都很不一样，跟建筑师的理解也不一样。使用观念上的错位会使空间变得丰富，焕发生活的气息和生机，这种错位会给我们带来喜悦，非常令人满足。
在我家的这个案例中，我爸还是相对开明的，毕竟他从事教育行业很多年了，但是落到具体的事情上时也必然会有些抵触心理。但是他的朋友也比较多，教育界的思维都会比较开放，其中的一个朋友就跟他说，儿子大了，儿子可以说了算。所以他的思维很快就发生了转变，许多事情变得顺畅，意味着他把家庭的主导权交给我，让我来做，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契机。至于邻里，一旦我爸把权力过渡给我，他自然地会比较轻松，即使新的空间跟邻里或者传统的房子有很大不同，他也无需面对那种指责或者所谓的伦理压力，因为责任和权力已经不在他那。这意味着一旦家庭的主导权发生了转移，再重新架构起我们所谓的权力分配时，反而比较容易面对邻里之间的问题。
但我们不过是做了一个建筑的空间设计而已，并没有涉及重新分配利益的问题，父权的转移并不是我要颠覆我的父辈才能够确立自己的地位，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自然而然地老去，从生理上会慢慢地把权力过渡过来，对于个体来说，时间是很短暂的，不会像一个社会一样，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去转变。父权结构看似很坚实，但在粤西，很多年轻人都在外谋生，在创造了一些经济基础的情况下，话语权或者父权跟个人的经济收入以及对家庭的贡献会产生一定的联系，这时候它可以发生转移或者是作为父权转移的一个参考点。但是回到具体的事情上时，虽然我是华南理工大学毕业，也有留学经历，还设计过一些大楼，但对父亲来说，我还是个大孩子，多少还是有种新权跟旧权之间的磨合或冲突，所以两年多的设计时间其实也是权力过渡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民居中常常带有很多装饰性的或者象征性的空间，那么如何剥离和分辨这种现象究竟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表现？例如木构是基于当初的一种技术手段而形成的方法论，它可能不过是为了达成背后某种形而上的目的，创造一个标准或者伦理而进行的组合，那我们能不能用一种新的技术或者当下最普通的大家都能操作的建造方式来回应我们曾经的习惯。这时候我们就不会认为所谓传统民居中装饰性的构成和当代建筑简练或抽象的造型语言之间有冲突，对于建筑学来说这不太成问题，因为我们可以把它剥离开来看。
初中时我还在镇上读书，高中则去了湛江，大学再到广州，但一直都还在广东省内。工作一两年后觉得很不适应，就决定到国外溜达一下，去了法国读书和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你所面对的语境会突然从乡下转向五花八门的大城市，例如湛江到广州的一种城市生活，接着再到国外西方的一种生活，这些变化对我的冲击很大。我不断地吸收新的东西，但是到了一定程度时就会感到慌乱，特别是身处国外时的那种身份认同，虽然我没有移民过去，但还是会跟许多初代移民一样面对身份的困惑——身处此地，我是什么样的角色？在整个社会的架构上，我处在什么样的地位？我的视角是什么样的？会给自己提出很多问题，所以就试图回到东方以及自己的生活习惯中去，以亚洲、中国的一种思维在西方的工作状态中提出一些点子，好像也会变得好玩。
往后回来工作的时候，慢慢的也在不断往前收，大多与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一些童年的记忆开始慢慢发酵，会觉得这才是我看待世界的角度。这时候我有了挺多个人的评判标准，面对各种各样新出来的建筑风格或者理论，我会有我的判断，有我喜好的地方。这是因为回到了地方，回到了个人的一种生活经历，会相对自洽而非期望融入主流体系里面。西方也好，大城市也好，不再思考如何在那里占据某种地位，而是做我经历过的事情、我喜欢的东西或者是引起我兴趣点的事情。这个兴趣点往往跟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有关系，甚至是跟从农村到城市再到欧洲的整个过程都有关联。我觉得这是挺多人会面对的问题，回到自身去获得自洽就不会在专业上有过多的焦虑。
乡贤这个群体其实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除了财富之外，他们还有一些见识、人脉方面的积累。慢慢地他们也会需要更多的文化生活，我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是从无到有的阶段，然后再从有到更好的阶段。就目前而言，我所见到的乡贤对家乡的建设都非常积极，它背后的逻辑是试图通过一些简单的手段，例如通过捐钱来跟地方产生再连接，毕竟走出家乡的第一代人对故乡的情结依旧比较深厚。但是在文化上的赞助是相对少的，一个是吴阳才刚开始进入这个阶段，第二个是还没有一个人或事件能作为契机让他们加入进来，从而跟地方产生更深的连接。
如果文化站能够运营起来，实际上会是一个成熟的条件，再慢慢地把我们的诚意，把我们对地方的理解表达出来，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这时他们可能会愿意从文化层面跟家乡产生更好的连接，一个精神层面的再连接，而不只是在老家建一栋豪华气派的房子或者建一座庙，过节的时候捐一笔款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而已。而是进行长远的对地方文化的自信培养，对地方文化的挖掘也是更深层次的。我只是个建筑师，但我希望能够借助一些力量来做这些事情。
我们建一个文化站，就是试图搭建一个舞台或者建一座庙，至于后面的香火旺不旺，则是见步行步。在城镇跟城市里做文化站最大的不同就是乡镇的经费投入非常少，我们作为建筑师能做的事情就是搭建出一个尽可能耐用的空间。所做的空间不要太精致，让它能够保持糙一点，大家进去后是感到舒适的。因为空间是有权力的，如果你将一个公共空间做得很精致，大家进去的时候会很小心翼翼。我希望它能足够大，促使一切都可以发生，同时保持空间的开放，让空间变得有亲和力，这样它的运营成本也会相应地降低。
除了一些展馆空间外，剩余的架空空间都保持跟周边环境的融合。例如在围墙的设置上，基本上是开放的状态，人可以随便溜达进来，在一楼或二楼的空间中，你可以看到马路上的市民生活都被生动地纳入建筑中去。建筑只是一个舞台，站在这里，你可以观察周边发生的一切，马路上卖菜的人、旁边居民养的花等等。因为开放性和对周边景色的借助，我们的空间会变得丰富起来，空间的体验也变得有意思。这是从建筑层面对社区融入的考虑，不会太突兀或者以一种外来者的姿态。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会有一些编制人员来负责运营文化站，但是后来听说只有两个人。这对一个室内外共2000多平米的文化站来说，运营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见步行步，逐步开放做点示范，策划一些活动或者让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这里发生，如若能够引来社会面的正向反馈，是否就能申请到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做事情。我们不敢有雄大的愿景，而是顺势而为地，像农村资源匮乏时所采用的民间策略一样，今年下雨少我们就种花生，下雨多我们就种水稻。
虽然话题有点沉重，但我觉得大家也会乐在其中，因为当你资源特别匮乏时，反而能够把大家的智慧、大家的凝聚力给激发出来，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有不同的人参与进来，而不是我建构好一个文化展馆，定期策划一个展览、两个展览、三个展览。而是如果能够募集到一些钱款，每年能不能做一个跟外面有交流的比较好玩的展览，或者为在漫画上有所建树的乡贤策划个人的漫画展、老年人的书法展或某个企业举办点小活动之类的事情，这时它的多元性就会出来。
我们现在的工程名字叫文化站，它是一种非常老的说法，是一种给群众提供文化活动和交流的地方，镇里面有一级文化站，每个街道也会有文化楼，经常会有老人家在那里打牌，有时候也有一点藏书，或者作为村里开会使用，更像是村民活动中心。但因为吴阳是吴川的旧县城，旧城墙虽然已经拆掉了大部分，只剩下南城门还有一些出土的文物，但这些藏品能够支撑起一部分的内容生产。所以虽然说是文化站，但它比传统意义上的群众文化活动场所更广泛，还有收藏、展出的空间。文化站定义的多样性就跟我们的明厅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吴阳文化站刚好是相反的，当地的一些民间爱好者反而已经把困难的部分给做了，而且梳理得比较有体系。就像我的初中同学余国强，他是一个蛮专注的人，对当地传统文化非常热爱，自发地收藏了很多东西，包括去拓各种碑文的拓片。哪里有施工的时候就去蹲守一些破碎的小文物，价值高的都会被省博物馆或市博物馆收走，他就把一些价值不太高的东西都收了起来，然后慢慢梳理出一套当地的历史叙述。最早的时候这是他的个人行为，然后现在慢慢地我们要把他的个人行为都收藏起来。这时候我不过就是做个简单的事情，搭建一个空间把他收藏的文物和城墙砖通过比较好理解的形式呈现出来。例如三楼的碑文展，不是要告诉大家这个碑的字有多好看，而是通过这个碑的内容还原当初社会的一种状态，其实这是支撑起整个文化站最核心的地方。
我作为一个建筑师会通过理解他的诉求来搭建这个空间，但同时也会添加不同的可能性进去，让它能够跳出历史来面对未来，这时候可能真的不限定在艺术家或者驻地这些行为上，而是希望看到别人或某个群体是如何跟地方产生关联的，期望能以此让大家获得一些启发。策划这些事情时需要非常谨慎，因为要避免通过决裂来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是顺势而为地推动。假设之后真的要去主导这些事情时，能够做的就是把那些在艺术、设计、音乐或者文学等方面取得成就的人跟地方的关联呈现出来。
我认为要尽可能避免精英式的倡导，挺严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以一个救世主的角色将城市的展览搬到乡镇去，让村民开开眼界的这种心态会让事情变得无趣，无论是从伦理上还是对于项目的实际推动上来说都不太对劲。建文化站的背后逻辑是要让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得到改善，通过我们出土的文物和城墙碑文的再梳理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对我们的历史有更好的了解。
很多时候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大的资本之下，虽然会让事情比较容易产生效应，但同时也比较脆弱。就像地产一旦倒了或者某个企业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它所面对的问题就会比较直接。在地方，我一直强调的反而是一种自下而上生长的状态，它会更有生命力或者更贴切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我们对于未来的设想，如果有可能的话，每年一次的展览就不应该是一个纯粹的当代艺术展的状态，而是用另外一种相对艺术的角度去寻找他人跟地方的关系或者以如何看待地方来作为主题。它背后的逻辑跟企业为了在地方获得正向的宣传而成立的项目不同，假如在吴阳弄一个基金会来做这个事情，它从经济逻辑上可能也是不成立的。
对于当地人和建筑师来说，其实每个县都是很好的题目，只要你能提供充足的时间和合理的费用，让建筑师和当地村民的才华得以发挥出来，那应该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但现在这种运动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其实到了镇里这个层级上时基本就失效了，最后可能只有一些基础设施能够改善大家的生活，例如三线下地、水治理还有环境治理这种。但往往还有一些跟日常生活强关联的建设，例如文化站、旧街改造、菜市场改造……就需要一种贴身肉搏式、分散式的博弈，应该让很多的建筑师和村民参与进来，做出来的事情才是丰富的，要不然它迟早也会变成一种美丽乡镇，然后每个美丽乡镇都长得一样，无论是从北方还是到南方都是那个样子。
对于内容生产来说，政府有它的诉求，希望能够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我们也有一定的诉求，就是希望能有多元的视角去看待地方文化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种诉求之间应该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大家都会找到一个中间值。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像建筑师一样把大家的诉求整合起来。当你办得足够有特色时，自然也不在大小，它必然会引起大家对此地的关注。这时候可能也会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发展文旅也好，文化产出也好，慢慢地往前推。我也不指望能够一下做出多大的成就，就是搭一座庙，后面的香火让它慢慢地来。在当下的环境中，纯粹靠资本堆起一个海市蜃楼，我觉得不太现实也不太长远。
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艺术可能并非乡镇里的必需品，所以不要把自己放得很大，我永远觉得不要有太多的预设，当下艺术家回乡这个话题好像是一种有点救世主式的行为，假设非得要产生意义的情况下，好像挺令人反感，挺精英的，把个人的力量或角色想得太大。但也不要那么悲观，从另一个层面想，艺术家回到乡下可能是转换一个环境，地方的思维、地方的生活和视角也许会使他们更抽离于当下主流的艺术，是否也能更滋养他们的艺术创作？能从地方学到什么或者为地方带来什么，更多的可能是一种个人行为，别想那么大，也别想那么多。我见过太多所谓的艺术介入乡村还有美丽乡镇的行为，打着改善当地民众生活、提高大家审美的雄伟目标，最后既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又浪费了很多社会资源。对当地村民来说，只不过是一群外地人借着政策或资本在当地做了一场表演，表演完就剩下一地垃圾和无所适从的状态，与当地的生活和当地的人之间是缺少关联的。